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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潍坊网络频道陈介祺收藏宏富,著述等身,是清代金石学的重要领军人物,他在藏古、鉴古、传古方面的研究与实践,对当时及后世影响深远。在鉴古方面,他首倡的古陶文研究,对文字学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传古方面,作为清代金石学界的“拓印圣手”,陈氏复活了“蝉翼拓”,并使“全形拓”趋于完善。
古陶文研究第一人 释读断代多数准确
古陶文是刻画、模印在古代陶器上的图文,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期陶器,后密集见于战国及秦汉陶器上。古陶文对考证汉字的产生、演变有突出意义。因陶器粗陋,出土时大多残破,古人不甚重视,因而清代以前极少有人涉足陶文研究。陈介祺首倡古陶文研究,带动了古陶文收藏考释之风。
据统计,陈介祺藏有带陶文的完整古陶器70余种,另有陶文残器近5000片,据此汇成我国第一部古陶文研究稿本《簠斋论陶》。陈介祺在同治十一年(1872)得到第一件有文字的古陶,从而发现古陶文,当即欣喜若狂,《簠斋论陶》中说,“自余得三代古陶后,都中潘伯寅(祖荫)司寇、济东道李山农(宗岱)、东武王念亭(希祖,王锡棨长子)争收之”。
陈介祺拟制了齐东陶父、有周陶正之后、三代古陶轩、古陶主人等印鉴,足见其对古陶研究的痴迷。陈氏所藏陶器“以齐地为多,临淄为最,邹、滕次之,亦有关中出土者”,邹城、滕州隶属战国邾国治内,他在古物搜集中认识到,列国故城附近遗藏众多,即遣人赴齐国即墨、临淄等地搜购。每得古陶文,必拓印释读并作题记、断代,拓片分赠鲍康、吴云、潘祖荫、吴大澂、王懿荣等。他提出“陶文与古玺印近,有以玺成者,有刻者”,“古陶文字不外地名、官名、器名、作者、用者姓名,与其事其数”,对古陶文的来源及功用进行了考证,今天来看,他对多数陶文的释读及断代是准确的。他的论述对于后继者有重要启发。
精擅传拓 复活“蝉翼拓”
咸丰四年(1854),陈介祺回到故里,闭门谢客,潜心研究金石。他的传拓技艺为国内众多学者所钦服。吴大澂认为,“三代彝器之富,鉴别之精,无过于长者(陈介祺)；拓本之工,亦从古所未有”。叶昌炽在《语石》中指出:“潍县陈簠斋前辈,拓法为古今第一。家藏刻石,皆以拓尊彝之法拓之,定造宣纸,坚薄无比,不用椎拓,但以棉包轻按,曲折坳垤,无微不到。墨淡而有神,非惟不失古人笔意,并不损石。齐鲁之间,皆传其法。”褚德彝称赞陈氏“其捶拓款识,精妙绝伦,为向来所未有”。陈氏所著《传古别录》中,详细记载了多种拓印技法,至今仍为学界所重视。
蝉翼拓,是用极薄的横纹纸与松烟墨,不和油蜡,以色泽青浅、淡如蝉翼的墨色体现原物形状,望之如云烟缥缈,又如淡云笼月,清晰而洁净。蝉翼拓法据传源于宋代,后逐渐失传。陈介祺多年与拓工一同实践,积累经验,成功复原了蝉翼拓。陈氏用极薄的绵纸,将捶拓用的布包棉花改用秕谷,以淡墨点拓,秕谷的尖端拓出星星点点的墨色,形成净透的效果,如蝉翼通透,毫发毕现,于墨色有无间显现机理,形成清净淡雅、神完气足的韵味。既可表现纤细如发的铜器款识及纤毫的雕工,又能呈现凹凸有致的层次感,逼真传神,在当时被誉为神来之笔。
陈介祺还创造了多种拓法的结合,在制作北魏曹望憘造像拓本时,他将人脸用蝉翼法拓出,使五官细节清晰可辨,服饰、车马部分则用浓重的乌金拓,产生多重层次的效果,拓片的艺术性和审美价值大为增加。
中西借鉴 完善“全形拓”
清代以前,拓法皆为平面拓,无法表现器物的立体结构。嘉道年间,浙江嘉兴人马起凤首创全形拓法,用以捶拓三代彝器。全形拓也称为立体拓,以类似几何造型的方法,在纸上复合表现器物的整体形态,近似于把原貌转移到纸上。因当时国人不解西方立体构造之法,此法常造成比例失真。嘉兴人释六舟(达受和尚)也曾实践全形拓,他的拓法虽相对成熟,但器物细节仍有粗糙之处。直到陈介祺将全形拓法加以改进,使其趋于完善。
陈介祺所处的时代,西方文化已经渗入国门,对他影响很大。他接触到全形拓法后,经过与拓工的摸索,首先参考西洋透视法“画影得形”,以绘画法拟定较为准确的图稿。然后首创采用“分纸拓”法,依照图形,将铜器的器身、器耳、器腹、器足等各部纹饰、铭文分别拓好,并以墨色的浓淡表现前后变化,最后用蘸水的笔划掉多余白纸,按较为严谨的图稿比例,将各部分拼在一起,形成全拓。
据潘祖荫《陈簠丈笔记附手札》,陈氏自言“作图之法,以得其器之中之尺寸为主。以细竹筋丝或铜细丝穿于木片中,使其丝端抵器,则其尺寸可准……他人则以意绘,以纸背剪拟而已”。然后“以纸裱挖出后,有花纹耳足者,拓出补缀,多者去之使合”。
陈氏的分纸拓法,以准确的图稿作参考,结合西洋透视法,并以墨色浓淡体现光影效果,不仅图像立体感大为增强,效果逼真,更使拓图比例符合实际,因而拓图赏心悦目、韵味十足,令时人叹为观止。
陈介祺对纸张和墨的使用也很严格,纸张为定制的洁白罗纹纸,质地薄细绵柔,用墨“不拘浓淡,以浓不浸入画里,淡而笔锋逼真为妙,全在视纸干湿之候及调墨轻重也。纸干则墨燥而粘,纸湿则墨走而模糊；以干湿得中,通幅一色,字之精彩,全现为止”。陈介祺拓制了大量铜器、陶、玺、石刻等,他的毛公鼎拓片在当时已极难得,至今更为藏界所重。据记载,陈氏一生制拓多达万件,许多今已不传的器物仰赖陈氏传拓,得以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