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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车埠一战后,抗日独立团开始接受六十九军教导营的训练,但教导营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在训练中对战士们横加指责,非打即骂。秦伯兰协调无果,在认清了对方的面目后,抗日独立团脱离六十九军。但他深知六十九军几位领导人真心抗日,因此把几十名家族精英送到六十九军,去察哈尔前线抗战杀敌。

  扩编后进行整训 独立团遭受虐待

  此时,抗日独立团三个营的人数已经符合营的建制标准:一营营长马海秋,驻军汶河南岸西屋村;二营营长张冠之,驻军大盛村;三营营长秦振昌,驻军善庄。秦三营是秦氏家族的独立营,下设三个连。一连连长秦福星,寨里人;二连连长秦乐善,漳河人;三连连长兼副营长秦克仁,高崖镇人。六十九军派驻教官对抗日独立团进行整训。

  那些教官根本不把抗日独立团放在眼里,在训练场上耀武扬威,大耍军阀作风,对这支训练中的农民新军动辄罚站、打骂,皮鞭抽打,军棍乱抡。战士们谁受得了这般虐待?大家纷纷到秦伯兰面前告状。秦伯兰和秦锦堂也在训练场上深受其害,忍气吞声,着实看不惯这军阀作风。秦伯兰便与六十九军派来负责军训的教导营营长高树先进行协调,不料高树先自恃罗车埠一战打了胜仗,居功自傲,越发瞧不起抗日独立团,秦伯兰和他大吵了一架。

  与国军分道扬镳 重新编队保家乡

  抗日独立团对教导营虐待新兵的事件提出了抗议,却没有得到重视,这让抗日独立团清醒地认识到国民党军压根就不是维护老百姓利益的军队,抗日独立团必须独立自主。

  秦伯兰、秦锦堂与农救会长秦明义、秦增利等几个领导人秘密研究决定:不再接受六十九军统筹管辖调度,重新按照自己的计划训练队伍。他们把全镇所有愿意当兵的人分成5支队伍。青壮年参加大刀队,会舞枪弄棒的参加长枪队,会打枪的猎人参加老枪队,青年女子就参加识字班青妇队,15岁以下的孩子参加儿童团(负责站岗放哨,盘查路人,打探消息)。吸取上次鬼子搞突然袭击的教训,自卫团白天在家务农务工,各干各的庄稼活,晚上分队训练,战时集合打仗,保卫家乡。

  秦锦堂还成立了一支特务队。他把自己从前在旧队伍里搞到的八支汉阳造、国民党军发的30支步枪、在罗车埠战役中缴获的12支三八式步枪分发给由五十几个猎户组成的钢枪队,钢枪队由秦锦堂亲自带领。大刀队队员有秦绍恩、秦保恩、秦洪恩、秦永恩、秦承恩、秦相保、秦相佐、秦相右、秦相奎,秦相中为队长;老枪队是清一色的老猎手,有王一堂、秦茂盛、秦茂学、秦茂奎、秦茂公等。青妇队、儿童团全都组织起来,由副大队长秦锦堂教导大家如何劈刀杀敌,棒打鬼子,如何制造炸药,埋设地雷,号召大家团结一心:“日本人敢欺负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团结起来。等我们团结起来,夜夜训练,天天查岗,加强戒备,鬼子就不敢再袭击我们了。”

  青妇队挨家挨户动员家庭妇女离开锅台、炕头走出家门,上夜校学文化,自己解放自己,积极参加碾军粮、做军鞋、缝军衣的抗日支前活动。抗日民主小学组织学生们成立儿童团,一早一晚自动到村头上城门口查岗放哨,盘查行人。整个高崖镇城里渐渐活跃起来了。

  选精英送去前线 为抗战顾全大局

  正当六十九军和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通力合作,会同地方上的民众联合抗战之际,身在重庆的蒋介石获悉石友三的驻鲁部队和游击队联合,顿生疑心,很快就设计来破坏国共抗日联合阵线。时过不久,蒋介石下了一道命令,任命石友三为第十集团军司令,冀察战区副司令兼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命令第十军团调离山东。

  驻扎在鲁东高崖、鄌郚一线休整的国民党石友三的六十九军只好奉命调离鲁东地区,赶赴绥远察哈尔一带作战。为了感谢张友渔、匡亚明和万毅对自卫团的支援,当六十九军开拔奔赴察哈尔前线抗日杀敌之际,秦伯兰又亲自出面,动员组织本镇上最优秀的家族子弟——从安丘中学和昌乐广文中学读书的学生中选拔出一批精英参加六十九军,他组织起一支几十人的青年学生义勇军敢死队,亲自把他们送到坚持抗战的高树勋和万毅的军营前。秦伯兰通过这些日子的交往和了解,清楚地知道国民党的队伍里也有抗战好汉,就像张友渔、匡亚明、万毅、高树勋等,都是国民党军中坚定不移的抗战将领,为此他才能放心地把几十名族亲子弟交给对方。

  秦伯兰最后嘱咐他的子侄们:“你们即将走上战场,去和日本鬼子拼杀!我送你们八个字:勇于杀敌,报效国家!”这批子弟纷纷与族公秦伯兰执手相别,从此走上两个不同的抗日战场。

  秦伯兰也许不知道,此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张友渔、匡亚明、万毅都是共产党人,都是坚决抗战到底的一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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