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坊东夷文化备受关注

　　王瑞霞,青州市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曾在《文物》、《敦煌研究》、《人民日报》、《中国文物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青州龙兴寺出土背屏式佛教石造像分期初探》、《古青州地区北朝晚期佛教信仰》等文章。曾任潍坊市第十四届、第十六届人大代表,现任潍坊市第十七届人大代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1926年宝鸡戴家湾出土的“周公征东夷方鼎”中有关于“东夷”的最早记载:“惟周公于征东夷。丰伯、蒲姑咸哉。”“东夷”分布最广时北起辽东半岛,南到苏北、淮北,东起山东半岛,西到河南东部。海岱间的潍坊地区一直是东夷的中心区域。在这片区域内的东夷人,自史前直至商周,创造了灿烂的东夷文化。

　　东夷生产生活工具　潍坊境内出土众多

　　王瑞霞说,东夷文化从后李文化(距今约8000年)、北辛文化(距今约7300-6000年)、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100-4600年)、龙山文化(距今4600-4000年)到岳石文化(公元前2000-1500年),直至商周的青铜文化前后相继,传承有序。在潍坊地区,出土了丰富的遗迹遗物,充分反映了这一地区东夷文化的面貌。

　　从目前潍坊境内出土的一些实物来看,东夷先民发明了各种各样的生产、生活用具。他们捕捉野兽,加以驯养；他们采集谷果,耕种栽培；他们建造房舍,遮风挡雨；他们制造陶器,烹煮食物；他们纺织缝补,遮羞避寒；他们酿造美酒,庆贺丰收；他们琢磨玉石,美化生活；他们冶炼青铜,制造礼器和武器。

　　王瑞霞说,1980年青州东夏镇李集遗址出土的桂叶形石铲,两面的刃部留有清晰的使用痕迹,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北辛文化时期的文物。这件石铲的发现,说明距今7000多年前东夷人的生产工具就由磨制石器取代了打制石器。

　　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1988年,在青州东夏镇桃园遗址出土了北辛文化的石磨棒。这是一件将谷粒研磨去皮的工具,应与石磨盘配合使用,系白色砂岩,由于长期使用,磨棒的底部已经研磨得比较平滑了,使整个器型呈扁平状。它的出现说明谷物等类粮食的种植已有很长的历史。

　　1981年在黄楼镇凤凰店村西的弥河东岸出土了一件大汶口文化双孔石铲,石铲选用近似玉质地石块,呈黄色,上有褐色彩斑,石质细腻,经仔细磨制,其平面光滑,刃部锋利,有使用痕迹。1975年出土于青州刘镇的龙山文化石镰,证明农耕已是当时先民们获得食物的主要来源。石斧、石锛的出现说明东夷人已能够加工木板,制作木质生产、生活用具。

　　东夷人发明创造　陶器制作是亮点

　　王瑞霞介绍,提到东夷文化,就不得不提陶器,这是东夷文化的一个亮点。1988年在青州市东夏镇桃园遗址出土了北辛文化的陶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吴汝祚先生在《北辛文化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北辛遗址的发现,明确了鼎在公元前5000多年的北辛文化时期就已产生。随着制陶手工业的发展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需要,鼎的器形也向前演变,经历了大汶口、龙山文化,同时由近及远,向周围地区及全国传播。”

　　这说明鼎是东夷人首先发明创造的,此后成为古代中国最重要的兼有日用和象征双重意义的器物。而在大汶口文化时期,陶器的制作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从质地到装饰,都有很大进步,例如彩陶器、黑陶器制作精美。龙山文化的蛋壳陶代表了我国古代陶器制作的最高水平,在我们潍坊地区的姚官庄、诸城呈子、临朐朱封都有发现。东夷人在商代就已经掌握原始瓷的制作技艺。1966年春,青州苏埠屯2号墓正式发掘,在这座商墓中,出土了一件极为珍贵的器物——青釉豆,灰白色胎,器物内外施青釉,釉层不均。在豆的颈部饰有几道凹弦纹。青釉豆为商代的典型器物,被称作“原始瓷器”,这是到目前为止山东省出土为数不多的几件商代青釉瓷器中的一件。

　　东夷人的纺织技术较为发达,在潍坊地区的许多遗址、墓葬中纺织工具所占比例很大。在潍坊姚官庄、鲁家口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与纺织有关的资料。在一些器物底部发现了布纹痕迹。鲁家口发现陶片上的布为平纹,经纬线密度每平方厘米约9-10根。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逄振镐先生在他的著作《东夷文化研究》中指出:“10根×10根这个纺织品经纬线的密度水平同现代农家妇女采用腰机织的粗布纹密度水平基本相同。而13根×13根则基本上达到现代农家妇女织的细布纹水平。”

　　东夷人在我国纺织手工业的发展史上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以后齐鲁大国纺织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

　　东夷人崇拜鸟图腾　出土文物皆有体现

　　东夷人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丰富的精神财富。他们举行占卜活动,发明了象形文字,创造了自己的音乐和舞蹈,有自己崇拜的图腾。

　　王瑞霞说,在潍坊地区出土的许多实物都体现了东夷人对鸟图腾崇拜的事实。1984年出土于青州市凤凰台遗址龙山文化地层的2件陶塑鸟形器盖钮。1976年春,在青州市赵铺遗址8号灰坑中出土了一件龙山文化时期的鸟形陶鬶。1964年,青州市南郊的瀑水涧也出土了一件龙山文化时期的陶鬶,其形酷似一只高昂着头的大鹏鸟。

　　王瑞霞告诉记者,东夷人的鸟图腾崇拜对战国、秦汉的仙人文化影响很大。这些传说中的仙人即是“人面鸟身”。《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大荒之中,有神九首,人面鸟身,名曰九凤。”在两汉时期出现了一些羽人的实物,羽人的形象是人面,两只大耳向上竖起,体生羽毛,背生双翅。这是汉代羽化升仙思想在图像学上的反映,人们将鸟看成了人格化的神,“羽化升仙”可以说是东夷人鸟图腾崇拜的升华。另外,鸟是太阳的象征。在我国古代,太阳的图像表现是一个圆内画一只鸟,俗称三足乌、金乌。鸟图腾崇拜和太阳崇拜紧密结合,是太阳崇拜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可以说,东夷人对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贡献巨大。

　　此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东夷人创造了自己的绘画、雕塑、音乐等艺术形式,都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东夷人的绘画艺术主要包括刻画和彩绘两方面,这两种艺术形式集中表现在陶器上。人们为满足审美的需求,在陶器烧制前后,用各种工具在陶器表面刻、画、镂、彩绘出各种纹饰。

　　东夷人发明了铜冶炼技术。1978年在诸城呈子龙山文化层发现了铜片；在益都郝家庄岳石文化遗址中发现了青铜小件。东夷人青铜文化最高水平的体现是在青州苏埠屯商代晚期遗址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上。1号墓出土了两件铜钺:一无铭文,一铸“亚醜”铭。两钺皆饰商代铜器典型纹饰——饕餮纹。因其造型独特、纹饰精美,堪称钺中之王。在20世纪80年代发掘的6座商代墓葬中,除“亚醜”铭青铜器外,第一次发现了“融”和“册融”器。尤其是其中的“融”方鼎和“融”觯口沿下装饰的凤鸟纹表现出强烈的东夷文化特征。

　　王瑞霞说,潍坊作为东夷文化的腹地,为东夷文化的研究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每一个潍坊人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