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名宿张昭潜：研习古文　志于为己之学

　　张昭潜,潍县人,字次陶,别号小竹,廪贡生,清末史学家。其精读与博览结合,兼综并蓄,攻读经史、理学、诸子百家之书,是潍县继韩梦周、于祉之后古文派学者、著名程朱学家。他还是著名诗人,留下了大量著述,影响了一代学子。

　　幼年父亲去世　跟随叔父读书

　　张昭潜道光九年(1829年)八月初六出生在潍县东关前所街张家过道。始祖张学武于明代万历年间从寿光迁入东关,至十世张昭潜时绵延300余年。张学武膝下四子,焕然、灿然、自然、浩然,三子自然是顺天府丙戌科举人,此后张氏又出过八位举人,贡生多人,学正衔者5人之多。张氏家族虽算不上名门望族,“科第亦复寥寥”,但也是书香门第,文化赓继,书卷气息浓厚,前几代都是教书先生,“为人大率以礼法相绳,不务华饰以耀俗”。

　　张昭潜的父亲张衍龄(字符九,廪贡生)在兄弟四人中排行老大,张昭潜出生后,张家已经比较困难,生活变得拮据起来。昭潜13岁时父亲去世,他跟随二叔父张遐龄(字星瑞,贡生)读书,《次陶自为墓志铭》中记载:“君十三岁而孤,事叔父能得其欢心,年十八九即喜近老成。”他天资聪慧,发奋攻读,深得叔父的喜欢,而他又非常好学,“凡乡前辈有学行者,咸操几杖往问焉。”几和杖是老人用的椅子和拐杖,由此可见,张昭潜对潍县城学问好的长者毕恭毕敬的态度,他虚心好学,得到了于祉的赏识。

　　于祉(1778-1869年),字燕受,号澹园,性情高洁,有才子之称,参加科举考试时,看到考官搜考生的身,“搜检至趾,忿然而返”,自此隐居不出,苦读成癖,吟咏为事,收徒教学,诗文俱佳,文宗桐城。

　　拜师才子于祉,游读理学宗传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张昭潜弱冠即入邑庠,跟随于祉游读理学宗传,旋即食饩纳粟贡,享受廪膳补贴,能够自食其力了。同时,他“始有志于为己之学”,深知学习的目的在于修养自己的学问道德,所以并不沉迷于诸学子趋之若骛的科举仕途,而是重视老师的教导,醉心于古文,攻读《史记》《左传》,研习韩愈、欧阳修、归有光、方苞等古文大家的文章,“喜阳明之简易,而又涉猎国朝考据诸家之书,以为不可不兼综,如是者几二十年。”

　　20年间,他先学心学,后学诸子百家,“年逾四十始确然知心学之害,汉学之支离,非程朱之说不敢从。”到40多岁时,他明白了“非程朱之说不敢从”,而把自己一生的学术重心放到理学上,成为全省闻名的古文、理学继承和发扬者。

　　光绪九年(1883年),山东学政汪鸣銮侍郎视学来到山东,仰慕张昭潜的盛名,翻阅他的文稿后非常喜欢,对这位潍县人青睐有加,以国士礼接待他,并上奏将他定为国子监学正衔。

　　晚年生活窘迫,含泪为儿分家

　　张家不是高官显贵之家,经济并不富裕,特别是张昭潜晚年时,生活过得十分拮据。在9月初举办的老潍县家谱展上,记者有幸看到了一份《张次陶先生手泽》册页,这是他的五世孙张文祥将收集整理的散页装裱而成的。

　　其中一篇《为诸儿分爨(cuan)契》,是张昭潜67岁时含泪写下的,共1190字。张昭潜有五个儿子,长子早卒,这份契约是为四个儿子分家而写,列支了历年、历项的收支。张昭潜13岁丧父时分家,分到三千八百千钱,经过买地、婚娶,那几年又没有什么收入,基本是坐吃山空,没几年就花光了,甚至连生活费也没有了。后来,随着儿女们长大成人,家里人口增多,不得不添房添地。他人到中年丧妻后再娶,家里的开支越来越大,即便他文笔好、学问高,可这些并不足以养家糊口,及至他40岁时,日子变得越发艰难,日益窘迫起来。

　　这份分家契开头一句是“六十七岁老人次陶氏忍泪言”,好一个“忍泪言”,似乎能让人看到他当时悲怆的神态,体会到他悲凉的心情。为什么要“忍泪言”呢?因为年老家贫,不得不受儿女分炊之凄苦,“老人之为此契也,老人之不得已也”。

　　为什么又是不得已呢?因为“今老矣,筋力告竭,不得不令各自为计。然老人之心,岂有穷哉!假令天假之缘,令老人再得一二年馆谷,老人仍分赡儿辈。不幸老病床褥,老妻幼女,不免饥寒,老人听之而已,怨天尤人何有哉!今为此书,至戚好友以及族祖、叔侄兄弟及四方仁人君子。阅之,必有怜我一生孤苦,砥节砺行,以至今日,而为之流涕者,况我子孙乎!”可怜天下父母心,时时处处为儿女着想。

　　但对于此文是否能公开,他自己也拿不准,所以文末写有“蓉汀老友看此文可见人否,为我斟酌之”。蓉汀老友指的是他的好友郭恩孚(1846-1915年),字伯尹,号蓉汀,又号果园居士,学识渊博,尤长诗词,常与左近名士唱和酬答,为清末“胶东四大诗人”之一,著有《果园诗钞》《果园枕戈集》等。

　　亲自书写家训楹联　告诫子孙勿忘祖德

　　张文祥今年65岁,保存着一幅先祖张昭潜手写的家训楹联“诒厥孙谋孝思维则　绳其祖武世德作求”,楹联写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冬天,还作题跋“伏念先世虽不显,然皆有孝友至行,敬辑《诗》四言,岁时瞜腊(泛指节日)悬之壁间,俾我子孙勿忘祖德矣”。由此可见,张昭潜知道张家虽然先祖不显赫出名,然而都是代代有孝行和德行的人,因此他恭敬地从《诗经》中摘出四句作为家训,以便年年岁末祭祖时悬挂起来,使后代子孙不要忘记祖宗的功德。“这是先祖对后辈的期望,我们也以此为家训,始终恪守祖德。”张文祥说。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初一,张昭潜以79岁高龄溘然长逝,这位才华横溢的史学家、文学家一生秉持着恩师于祉告诫他的一段话:“文章一道,视性情为高下。高人逸士之胸,其哀乐至性常过于人,故其文超绝古今。今欲学到古人,不在学问,而在人品。人品高一筹,则文品高一着,断断乎高山流水,不可向十丈软红尘觅消息也。”

　　张昭潜去世12年后的1919年,他的学生高春暐等人商议着,先生教泽令人敬佩,但去世十多年了,却一直没有墓表,因此推选董善临为撰,立《次陶张先生墓表》,由王文藻书写。张昭潜的后人手中尚留有一份拓印版墓表,也是如今唯一的一份,能让今人从中了解到一代史学名宿的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