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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名史学家,修成《山东通志》是张昭潜的夙愿,他为此倾尽全部心血。因种种原因,山东的修志工作几度搁浅,年轻时他自己修成《山东通纪》,后来多次参与山东通志局的工作,有生之年终于修完《山东通志》,却未等到刊印便离世了。

  考证历代史书典籍

  手书编成《山东通纪》

  《山东通志》曾两次修成,一次是康熙十三年(1674年),由提督钱江编辑、张尔歧等人编纂,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刊印;第二次是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帝下诏增修统一志和各省通志,山东巡抚岳睿聘请翰林院检讨杜沼主纂,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修成。乾隆、嘉庆年间本是清代修志的鼎盛时期,山东却因自然灾害、战乱等原因,无人问津修志一事,导致100多年间,没有新本的《山东通志》刊印,这与灿烂的齐鲁文化极不相称。

  道光末年,山东一度倡导修撰新志,又因种种原因成为泡影。饱读史书、满腹经纶的张昭潜正值20出头的美好年华,热衷于志书的准备工作,下决心要修《山东通纪》。他独自跋山涉水于齐鲁大地,广蓄博采,搜集辑录各地有关资料,加以分类整理。他住进书斋,谢绝应酬,闭门不出,潜心编纂志书,历时数年,终于在同治年间写成了《山东通纪》草稿。他又向友人广泛征求意见,不断修改补充订正,最后手书编成21卷、10册稿本。

  张昭潜以自己深厚的学养、渊博的史学知识,借鉴《左传》《汉书》《后汉书》及《资治通鉴》的写法,“编年以见事之先后而于大事则详加焉”,在其《山东通纪》中,他考证了中国近2000年来的史书典籍,记述了山东的历史演变,写下了自秦汉至明代的重大事件,各个朝代山东的嬗变事例、各县的沿革变化,为后来修编《山东通志》新本做了准备,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这一成果来之不易,他却感到这是个人对社会的一点贡献,并不满足已有的成绩,从此更加热衷志书的编纂事业。

  受邀参与编撰通志 总纂离职工作中断

  光绪十五年(1889年),山东巡抚张曜(字勤果)奏请开设通志局,聘孙葆田(1840-1911年,字佩南,潍县人)为总纂,重修《山东通志》。当时,张昭潜正在山东颇有影响的尚志堂讲学,学识广博,雅擅诗词,以讲授经史注疏,评议时务著称。张曜久闻其名,遂请他参与《山东通志》的重修工作,负责编撰《山东郡县沿革表》等编目。

  “修志莫难于沿革”,光绪十七年(1891年),张昭潜负责的《山东郡县沿革表》写成了,张曜却突然病逝于任上,孙葆田不得不离职,通志局几同虚设,63岁的张昭潜也因多种原因返回潍县故里。

  修志再次搁浅 誊写一份留存

  光绪二十年(1894年)五月,藩台汤公等复议修志,推观察(明清时期对道员雅称为观察大人)赵国华任总理,观察邵承照担任提调,负责协调处理修志的相关事务。赵国华“以礼聘余(指张昭潜)任分纂事”,负责修订郡县沿革表。于是,张昭潜将之前编写的郡县沿革表加以润色重修,正式交稿。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这次修志从夏天开始,可到了冬天,赵国华突然去世,修志一事再生变数。第二年,张昭潜开始修撰《山东通志》,不巧的是邵承照被调到曹州任职,一逝一离,难道这次修志又要搁浅?张昭潜内心隐隐地感到不安,可他并没有停下脚步,历经近两年,终于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自己69岁时,完成《山东通志》的编纂。

  “秦汉以来,中原多事,率为戎马纵横、豪强睥睨之要冲,上下四千余年而生民之登衽席,坠涂炭者屡以是非胪纪其事,何以为地方蓍蔡哉。作通纪。”张昭潜在自序中的表述,整书记录了自秦始皇二十三年至清顺治元年间的重大事件,但他对天文志作了特别说明,“余不解天文,是纪也,天文分野仍沿旧志之说,与明史天文志不尽合矣,高明正之。”

  之后,他接着负责山川古迹部分的撰写工作,他合历代地理类书籍、大清一统志、顾氏方舆纪要及各府、州、县的志抄编辑而成若干卷,历时一年完成,上交给通志局。

  经一事,长一智,亲历过修志的第一次搁浅,张昭潜似乎早有预感,1894年的这次修志也许会无疾而终,“是役也,余早知其鲜克有终,盖自赵公殁后,所任多非其人,而上官又不能鉴别之”。写下这段文字时,正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古人逢秋悲寂寥,他的预感是正确的,当政者无心修志,通志局再次寻撤,山东的编志工作再度搁浅,他这次真得可以“乞假东归”了,心情也低落到了极点。

  这次修志,张昭潜编写完成的沿革表存放在家中,山川古迹部分已经上交给通志局,而《山东通志》原来只有一份誊清的稿本,没有副本,他不忍心自己的心血就此湮没,于是又誊写了一份自己留存,这也使得后人能见到这份弥足珍贵的志书稿本。

  年过七旬终圆修志梦 有生之年未见刊印本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山东巡抚杨士骧重组通志局,任命孙葆田和著名学者法伟堂总纂,孙葆田由潍县重返济南,与法伟堂“商定略例,访求通才相助”。提出修志的原则:“稽正史以溯本源,考官史以昭法守,继而参之杂史、别集及私家著述”,给自己提出“后胜于前”的修志要求,对共事者则希望不要计较“利之厚薄”,而要“俯首以从事于文字间”,以期修出一部可供后人借鉴的高质量志书。

  在资金短缺“办事艰难”的条件下,孙葆田不拿半分稿酬四处访求博学之士。张昭潜早年参加过修志工作,又是同邑好友,因此再次进入修志人员名单。此时距离上次修志过去了十多年,张昭潜已迈入古稀之年,体弱多病,但修志是他毕生的梦想和心愿,困难再多,也要克服,他毅然接受编撰重任。

  修志难,最难的是历史沿革的准确翔实,涉及全省各县。在新资料匮乏的情况下,张昭潜由易而难,先后编纂完成了济南府、泰安府、武定府、兖州府、沂州府、曹州府、东昌府、泰山府、登州府、莱州府、济宁州、临清州等地的沿革表。在此基础上,殚精竭虑编纂完成了《山东省郡县总沿革表》及《山东省地理沿革表》等篇章,不仅为撰写山东的历史做出了贡献,还了却了自己一桩积年的心愿。

  清宣统三年(1911年),《山东通志》修订后付印,共计620万字,200卷,装订成128册。遗憾的是,此时张昭潜已去世,未能在有生之年见到刊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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