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上风流　与友和诗对吟

　　潍县是一座文化古城,文风昌盛,乡贤辈出,文人雅士常聚会对吟,书札来往,他们的交往在当时是一种很私人的活动,今天来看,是很好地促进了一座古城的文化发展,文脉相承。

　　十笏园内聚会赋诗　晚年再游感慨颇多

　　十笏园曲廊北墙有一块外镶玻璃框的刻石,上题《十笏园记》,“兹构是园,复以草木畅生之趣,鸢鱼飞跃之机,日夜幽茹于其间,造化生生之妙,其即在一心化裁间乎。”此文出自张昭潜,由曹鸿勋书写,后经刻石镶嵌在那里的。如今,每一位到十笏园的游客,行至此处,总会驻足欣赏,从字里行间似乎看到一幅文人交往的画面。

　　张昭潜在潍县时,平日与潍上学者潜心学术研究,过从甚密,书札往来颇频,相互交流砥砺。他与酷爱诗词的丁善宝(1841-1887年)素有诗词往来,交往甚是密切。丁家宅子十笏园修葺之后,张昭潜觉得十笏园以草木蓬勃生长和鸢鱼飞跃的机趣,日夜从中汲取营养,使自然造化之妙化合于心间,于是题记。

　　十笏园修葺后,社会名流毕至,文人墨客到园中集会的有柯劭忞、刘伦生、刘雁臣(假山奇石捐赠人)；还有“七子”,即郭子嘉、郭子房、郭子中、于子和、陈子久(陈恒庆)、陈子良、刘子久、“三南”中的孙佩南等人,当然也少不了张昭潜。他们在前园、后园中游览观景,有时在四照亭、蔚秀亭、落霞亭、漪岚亭、小沧浪亭中赋诗吟咏酬答,流连忘返。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昭潜因病居家。丁善宝已去世十多年,他的孙子丁锡彭遵父亲丁毓庚之命向张昭潜请教学问,同时邀请他再游十笏园。他已“累年不出户庭”,许久没游园了,“曲径通幽,池莲竞艳,载读圣碑,不胜今昔之感,”再次来到十笏园,看“出水荷擎竞放葩,栏杆尽处是篱笆。方塘开到几千朵,不染纤尘君子花。”“抚今感昔岁如流”,当年故人聚会的景象历历在目,如今却物是人非,再次读到当年写下的碑文,不仅“意怆然”,回忆当年睹景生情,感念颇多,“无限鸢鱼飞跃意,老人今复上诗笺。”他题写了四首绝句,是为《重游十笏园》。

　　篆刻家韩西周不擅交际,却独与张昭潜交好

　　张昭潜在其《山东通纪序》文末,盖有四方印章,其中一方文曰“守身娟洁是好女子”,刻印者是篆刻名家韩西周(1813-1876年)。张昭潜撰写的《处士西周墓碑》中,提到了这枚印章的由来。

　　韩西周是潍县东关人,能诗能文,却从不参加科举考试,他比张昭潜年长十几岁,两人是好朋友,彼此欣赏,交往轻松惬意。韩西周生平不苟言笑,张昭潜在辑《北海耆旧传》时,偶然从书史中得到古代潍县一人的姓名,是什么人现在已不得而知,总之他告诉韩西周后,韩大喜,“日有豫色”。韩西周也不擅交际,年过五旬,更加不愿参加一些应酬,却独与张昭潜交好,还亲手镌刻了这枚石印相送,赞其“守身娟洁”的高尚品德,张昭潜甚是珍爱。

　　光绪丙子年状元曹鸿勋对张昭潜执弟子礼,非常敬佩老师的为人、为学,曾撰书楹联,称次陶大人“高言大义经比重　文采风流众所归”。张昭潜撰文的多篇碑记如《重修观音阁记》《十笏园记》等,曹鸿勋亲自书写,可见二人关系甚深。

　　常与门人弟子吟诗酬答,庭院栽竹枝繁叶茂

　　张昭潜与弟子门人也经常吟诵酬答,他在尚志堂讲学期间,亲手在庭院里栽植了数棵竹子,过了三年,竹繁叶茂,几乎占据了整个庭院,有些枝叶甚至探伸到室内,潍县同乡王之翰见此情形,“以此为历下第一竹子”。后来,有人移栽到别处,但生长情况并不乐观,“辄不育”,所以朋友们都称此竹子为“陶竹”,言外之意是次陶先生的竹子。

　　光绪十八年(1892年),张昭潜回到潍县,第二年三月,收到儿子敦行从历下寄来的一封家书,说金泉精舍的竹子死一半了。张昭潜觉得十分奇怪,难道竹子也通人性?于是做诗唁竹,发出“竹其果有知也耶”的感慨,诗为《唁竹吟》:“尚志堂东朱子祠,三间精舍少人知。渊明不肯折腰去,夜夜幽篁怅别离。茁笋抽条只数年,种时才得两三竿。此君不识缘何事,为我杜门成绿天。湘筠夫子造吾庐,留得品题警腐儒。何处琅称第一,菁菁如此济南无。盲风苦雨夜凄凄,庭院荒凉翠黛低。那怪旁人号陶竹,绿珠为我坠楼梯。大枝憔悴小枝颦,浑似桃花忽避秦。我家孤竹待清处,好向青山招汝魂。”

　　此诗既出,潍上文人纷纷作和,郭恩孚作《恭和次陶夫子〈唁竹吟〉》:“传闻修竹号相思,今日金泉信有之……去年风力拔高榆,今岁春寒竹又枯……草木何知却报恩,此君潇洒出风尘。世间多少金兰契,覆雨翻云愧煞人。”第二年时,郭恩孚还仿照陶渊明形影问答的形式,作《柳嘲竹》《竹答柳》两首诗,用坚物写在了竹间壁上,还说“岂知草木有知,果如人愿”,并把诗呈给张昭潜披阅。

　　文友书信往来交流　后人有幸得见真迹

　　他的文稿写完后,常会借给友人阅读,听听不同的意见和观点,以更好地完善。《无为斋集》誊写本中,《李东阳论》《地狱论》两篇文末,夹有“次屏读”的简短读后感。次屏即东关人、他的好友王之翰。

　　王之翰认为《地狱论》以天理与地狱对勘,即可以打破某一种教化之说的谬论,又解答了老百姓的疑惑,“有功世道人心之父”。这些点评,王之翰并没有直接写在稿本中,而是另附稿纸夹在文末处,这也让后人有幸得见他的真迹。

　　那时的文化交流,特别是异地文人的交流,更多地依赖于书信。张昭潜在济南时,吕芝甘曾到过精泉精舍,跟他谈论今世古文作者徐毅甫和宫农山(宫尔铎,字农山,著述有《思无邪斋古文》八卷),如今张昭潜得到了宫农山的诗文,读了一个整晚,感触良多,他赶紧写信给吕芝甘,论宫农山的诗文。他说宫农山的诗文“佳文翩聧,取轨甚正”,并表明自己对优秀古文的定位,“但以义法为胚胎,而又能错综见意,顿挫生姿,斯为佳耳”。

　　他与吕芝甘的这封信是否寄出去了,后人不得而知,因为这份是草稿,上面有修改、圈画的痕迹,而且他在文末也提到“勿令外人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