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号“天有信” 冠誉满京城

　　清末民初,昌邑绸商遍布全国,北京为最,解放前北京同业公会调查显示,仅在京的昌邑绸布商号(清末以前的称为老号)就有100余家,约占北京全部绸布商号的三分之一。“天有信”绸缎店(以下简称天有信)便是老号之一,它比有名的瑞蚨祥绸布店要早得多,从其开业起至1942年歇业止,是北京绸布业极有影响的大户。

　　老号兴衰

　　机缘巧合盘下店面,取名“天有信”

　　天有信坐落在北京前门外鲜鱼口街路北,其前身“同顺公”的创始人阎宗珠是昌邑柳疃镇中阎家车道村人。因潍河频发洪水,中阎家车道村一迁再迁,人们生活无以为继。嘉庆十五年,阎宗珠被迫到北京谋生,先在大栅栏背包袱卖绸,到嘉庆末年时有了一点儿积蓄。

　　大约在1822年左右,阎宗珠伙同其他三四个人,开设了同顺公绸布店,至道光末年发展成了拥有十几人的自营商号,批发兼零售,货品以柳疃柞绸和寨子布为主。

　　到咸丰十一年(1861年),同顺公资本积累丰厚,掌号的已是第二代东家阎毓瑛,他在北京鲜鱼口看好一个门头房,想盘下来,但人家不卖。无奈之下,他不得不另选址,但内心对鲜鱼口的门头房还有所期待,故而迟迟未定下选址之处。后来,鲜鱼口门头房的主人因急需钱要出售门头房,就派一个小伙计外出送信。信本是送到另一家,而不是给阎毓瑛的,但小伙计跑错了地儿,错将信送到阎毓瑛处,阴差阳错地促成了这桩交易。盘下店面后,阎毓瑛易号“天有信”,一是因为小伙计送来的那封信如天上来信,二是取“信”的信用之意。

　　改号天有信后,因既是坐庄老号又是大号,布店经理多为聘任。他们注重经营之道,童叟无欺,货真价实,所以顾客盈门,买卖兴隆,后来还在西城白塔寺开了分号“天圣长”。家乡的阎家“十大门”富甲一方,在昌邑北乡,凡与阎家有业务来往者,衣食无忧,有不少跟天有信扯上关系的,甚至过上了小康生活。阎毓瑛及前几任经理阎修圣、彭澄清、阎重新、阎修信、阎相法、郭庚西等素有交友之风,据说他与宫内也十分相熟,太监李莲英时常将慈禧所赐的东西转赠给天有信,宫中翰林诸官与他也多有来往,连春节时家乡中阎村的对联,都由翰林官执笔。

　　天有信在北京鲜鱼口越做越大,据传,同行戏称那些“鲜鱼”就是老天为“鱼鹰”(毓瑛)准备的。天圣长靠近郊外,进城卖货的山民进店割寨子布,因顾客太多挤不上前,便把钱挑在扁担头上送进柜台,割上布捆在扁担上再挑出来。因天圣长的外门是一道铁门,他们割到寨子布回家后,则高兴地夸耀自己买的是“铁门”。

　　门店设施堪称一流,待客极热情

　　生意兴隆的天有信已不再是一间门面的小布铺,从外观看好像是个门庭宏伟、深宅大院的府门,店门是青砖砌成的弧形拱门,两个木质包铁黑漆门扇,门外左右为青砖抹棋盘心的八字短墙,墙四周雕着各种花饰。大门内是个小院落,院子上面支着高大的铁罩棚,东西两侧白墙上都有书画,北面是正式店堂。店堂横向为四开间面宽、木质红漆店门。整个店堂是两层楼,楼下是一般顾客挑选布匹之处,楼上设有单间供富有的顾客选购。

　　店门面、店堂修建非同一般,营商软环境也是一流的。从掌柜到伙计、学徒,待客都十分热情。凡营业时间,必有两个学徒站在店门处,夏天给顾客开门,冬天给顾客掀棉帘。顾客进得门来,售货伙计笑容满面地主动迎上,先请人坐下说话,学徒立马倒茶、递烟。待顾客坐稳,品口茶、吸口烟,伙计才开始介绍绸布的质地、颜色、花样,再根据顾客需求,让学徒从货架上取来,轻轻地放在桌上请顾客挑选。顾客不满意,伙计再取,反复多少次都不嫌烦,总之是想方设法,直到顾客满意买下为止。有顾客虽对绸布不太满意,面对如此热情的服务,不好意思不买站起来就走,也会将就买下。所以,但凡是进天有信的顾客,就没有空手而归的,手里总会扯上点什么布。对待有钱的老主顾,伙计们更是热情,先请顾客去特设的招待室,献茶、点烟、谈家常,然后讲买卖。买卖讲妥后,这些顾客都不问价钱,由天有信定价、记账,年终结清,说多少钱就付多少钱。

　　天有信是北京布业中的首户,虽名为布店,实际绸缎、布匹、呢绒、细毛皮货全都经营。如杭州产的宁绸、春绸、库缎、绮霞缎,苏州产的十两绸、八两绸、盛仿绸、亮花缎,山东产的绵绸、大丝绸、茧绸,来自昌邑的蓝、白布,河北高阳的白布、市布、标布,江南的夏布,北京清河产的毛呢,江苏南通产的褡裢绒,天津产的松紧绒,以及滩羊皮、水獭、灰鼠、狐等细毛皮货和德国礼服呢、法兰绒、东洋布等,样样齐全。

　　提倡国货,大卖爱国布

　　北京市场上出现洋布是在道光年间,天有信原本是北京最早经营洋布的店铺,不过,当时的洋布并不受欢迎,原因是不如土布结实耐用。正如道光二十五年刊印的《都门杂咏》上写的:“绵袍洋布制荆妻,颜色鲜明价又低；可惜一冬穿未罢,浑身如蒜拌茄泥。”直到清光绪二十几年,洋布才在北京打开销路。

　　阎毓瑛是一名爱国商人,思想开明,善于跟着潮流走,也能摸准政治命脉,紧跟舆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事变”,义和团运动在京城展开,反洋人、洋货、洋教,天有信成了义和团搜查的重点店铺。阎毓瑛主动将铺子中所存的洋布搬出来,当众烧毁,这也在无形中给天有信立了一条规矩——卖国产布。

　　北京商界名士高伦堂(字理亭,柳疃镇人)曾担任天有信的经理,1919年,北京掀起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爱国青年学生排着长队,振臂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还我山东”等口号,高伦堂受影响,主动响应不卖日货、提倡国货的号召,把店中所存的日货都交出烧毁,一律只摆国产货,特别大卖河北省高阳县一带产的、人称“爱国布”的高阳布。天有信不卖洋布,提倡爱国布,在社会上起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受到人们的尊重,不久,布行商会改选时,高伦堂被同行推选为会长,1932年又被北平市商会推选为常务董事。

　　1937年“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天有信经营每况愈下,门前冷落,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全店职工六七十人,工钱、伙食连年下降,负债累累。1942年,天有信宣告歇业转让,店铺转给一名张姓军官,改为浴池,取名“兴华园”。

　　东家故事

　　账房先生舍命护企　东家感恩为其养老送终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阎毓瑛跟着清政府跑到陕西,他把天有信的门店、资金全部交给了账房先生阎重陞。回来后,看到北京被洗劫一空,自己什么都没有了,大哭起来。

　　阎重陞问东家哭什么?阎毓瑛说:“咱们挣了好几辈子的,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账房先生说:“东家,咱们什么东西也没有少。”阎毓瑛吃惊地看着账房先生,不明白什么意思,账房先生说:“我把金银、钱财都顺着烟囱塞进炕洞里了。”

　　两人挖开炕洞,核对账本。一看,除了阎毓瑛带走的,一分也没有少。账房先生对企业、对东家的忠诚,让阎毓瑛很敬重,他一直也不忘恩。阎重陞退休回家乡后,阎毓瑛派伙计定时送好吃好喝的,逢柳疃集拉着他去赶集,还特意叮嘱要铺上褥子,一直到他去世。

　　设三道题考验学徒　高伦堂连过三关获信任

　　经理高伦堂是天有信培养的人才,他从学徒一直干到副经理、经理,成为阎毓瑛的得力臂膀,由于他的经营,天有信生意愈加兴隆。说起他的学徒经历,还有一段故事相传。

　　光绪末年,十几岁的高伦堂来到天有信布店拜师学艺,学着做买卖,与他同去的还有一个柳疃同乡。中午,阎毓瑛说:“你俩大老远从老家来了,请你们吃饺子吧。”饭毕,阎毓瑛问两人,吃了多少个饺子、饺子是什么馅的?另一个孩子只顾吃了,根本没有留意这些细节,就径直说:“大爷,我没记呀。”而高伦堂却详细地回答了饺子个数和饺子馅。阎毓瑛只把高伦堂留了下来,因为这个孩子心里“有数”。

　　第二天一大早,高伦堂听到东家在屋里咳嗽,赶紧爬起来,拿着扫帚就来扫院子,期间,他扫出来十个铜钱。等阎毓瑛起床了,他毕恭毕敬地来到阎毓瑛跟前说:“东家,我扫出来十个铜子。”当然,这些铜钱是阎毓瑛故意散落在院中的,如果高伦堂扫得不仔细,扫不出来,如果有贪心,他可能不会交出十个,甚至一个都不交。阎毓瑛见高伦堂原封不动地把十个铜钱交出来,足以证明这孩子工作认真,没有贪心。

　　高伦堂干活踏实,人又活泛,在天有信干了一个月,大家对他很满意。有一天,阎毓瑛突然发话:“把理亭的被窝扔出去。”这本是一件恼人的事,一般人可能很生气,可高伦堂没生气,他毕恭毕敬地来到东家面前问:“东家,您把我的被窝扔出去,我有点莫名其妙,这是为什么呢?我是哪里做得不够好吗?您指出来,我改正。”他又说了些比较虚心,想继续干下去的话。

　　开布店做买卖,必须要有好脾气,不能恼顾客,高伦堂被窝被扔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平静,不急不恼,阎毓瑛很满意,说:“赶紧上柜学买卖吧。”他设的“一吃、一钱、一扔”,实际是三道题目,也寓示着“三有”的经商之道,即有心、有德、有客。

　　◎相关链接

　　在京昌邑丝绸商号

　　天有信是在北京的昌邑绸布商号中较早的坐庄,因为坐庄需要开门头,股东需要有大小不等的资本,所以多是昌邑北乡的大户人家和中上等家庭。

　　坐庄从时间上区分有老号、新号之分,清末之前的称为老号,如天有信、协盛隆、阜盛茂、泰和、同春和、利源增等,据现有资料来看,天有信是出现较早的,也是当时的大号。新号以清末民初为界,这是昌邑茧绸最兴旺的时候,此时老号生意特别好,派生出分号,也有些是新成立的新号。

　　开在北京的坐庄还有同春、利胜长、谦泰、北泰和、西泰和、忠信公、华昌、华兴、天利增、天利涌、裕成祥、天泰、瑞丰和、恒信、隆泰昌、鲁昌、三义兴、华祥、恒信公、庆丰和、公裕泰、瑞蚨祥、天成布店、远东商行、大顺染坊、合胜织布厂、宣外丝绸厂、同顺栈、新京口昌邑布店等。

　　除了坐庄,当时在北京的昌邑绸商还有5000多名行商,他们以双台、王耨、卜庄人居多,不避风雨,走街串巷,成交量也是相当可观的。

　　高守信

　　高伦堂的儿子高守信1923年跟随父亲经商,在天圣长学徒,1929年被北京广安门外的“双合盛”啤酒厂聘去,后又被菜市口绸布批发商号“宝祥益”聘去做店员,1938年8月,“宝祥益”易号“谦泰”,聘他担任经理,该号成为在京昌邑绸布业中资本最大的商号之一。

　　1947年,高守信与在京昌邑商界同乡阎振元、孟百川、董兴念、李葆华五人发起筹备成立“北京昌邑同乡会”,至1948年停会。解放后,他带头捐款支援抗美援朝。1953年公私合营时,将“谦泰”交国家接管,弃商从政,先后任北京前门区副区长、崇文区工商局副局长兼区政协副主席和工商联主委,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委和市政协第五届常委,北京市工商联顾问。

　　爱国布

　　河北高阳一带,历史上农村家庭纺织业就很发达,后来市场被洋布垄断,其纺织业濒于破产。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大战期间,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忙于战争,无暇控制中国市场,我国的纺织业乘机而起,尤其是高阳布发展很快,当时的高阳布被称为“爱国布”。店铺卖高阳布和市民穿高阳布都是爱国的表现。（潍坊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