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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潍坊网络频道清末开始,昌邑万余绸商背着绸布包袱闯北洋,下南洋,闯东洋,下西洋,漂泊四海百余年,为昌邑丝绸跻身国际市场做出巨大贡献,也成就了以昌邑为根基的“华侨之乡”。在绸商们闯荡世界的人群中,下南洋的最多,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第二次高潮,代表人物有张锡恩、韩其宽、任铭东等。
张锡恩 孟买卖绸,走街串巷受尽磨难
1922年2月24日,张锡恩出生在双台乡前埠村一个贫困家庭。少时就读于昌邑县“九·一八”中学,时值日寇入侵,烧杀掳掠,学校停办,他被迫中途辍学。1939年他跟随父亲远渡重洋到了印度孟买,开始了走街串巷卖绸为生的生活。
他当时17岁,长得较矮,一天在外奔波十几个小时,累得腰酸腿痛,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身体疲累可以休息,心灵受伤却难愈合。在国外卖绸常会遭受欺凌。有一次,张锡恩背着一个几十斤重的大包袱,到一幢居民楼叫卖,从一楼往上,逐层挨户喊卖绸子。当爬到七楼时,两个披头散发的青年突然从楼道拐过来,将他撞倒在地,他们看他是卖绸子的,不但不道歉,反而强迫他把绸子低价出售。张锡恩没同意,被其中一人打了两个耳光,满脸是血,一只眼睛看不清了。他艰难地收拾好包袱下楼,回到小黑屋已是晚上11时了。那一夜,他失眠了,委屈的泪水像打开的闸门一样流个不停,天涯寄居怀故国,他想念家乡和亲人。
1949年,新中国在孟买设立中国银行,张锡恩成为职员,开始了新的生活。但好景不长,1962年,印度当局掀起排华浪潮,孟买中国银行被迫关闭,他下岗了,家中积蓄也被洗劫一空。面对这种国际形势,张锡恩对自己的生活重新选择,将妻子和三个孩子留在印度安置好,他只身一人,再次踏上漂泊之路,搭乘一辆荷兰籍货船,到了荷兰。
初到荷兰,举目无亲,身无分文,他投奔侨领、平度人马文山而去。马文山将他介绍到一家酒店打工,这才有了安身之处。张锡恩善于学习,在酒店打工的同时积累了一些经验,一年后和朋友合伙开了家饭店,手里有了积蓄,三年后将家人接到荷兰团聚。
1967年,张锡恩在荷兰巴领市开设了“北京酒楼”,全家人都是职员,另外雇三个厨师。“北京酒楼”的开业还有一段小插曲。当时,巴领的茶庄允许做菜卖酒,张锡恩却把饭店招牌由“北京茶庄”写成了“北京酒楼”,就因为错了俩字,当地政府强迫他把饭店关了。他找到马文山商量解决,马文山说:“这事你还得依靠当地市民,让他们为你说话,然后再和政府交涉。”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张锡恩在三天时间内征集到五千市民的签字,同意“北京酒楼”开业,当地政府迫于市民的压力,只好撤销禁令。
张锡恩勤俭创业,重服务,讲信誉,因而生意兴隆,收入可观,“北京酒楼”在荷兰巴领市赢得了很高声誉。
韩其宽 四次回国,因战乱再远走印尼
韩其宽(1905-1990)出生在卜庄镇韩家店一个贫困家庭中,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15岁起已顶起家里的大梁,“闯关东”谋生。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他在苏俄一家杂货铺当伙计时,收入勉强维持生活,不得已又回到绥芬河,直到1927年回到家乡。
昌邑流行着一句话:穷走南,富走京,死逼梁山闯关东。受贫穷所逼,韩其宽这次决定下南洋,虽前路未知,可他依然决定去闯闯,也许生活从此柳暗花明呢。1929年春,他从昌邑县衙门办理了通行证,坐火车从潍县到青岛,继而乘船到达上海,花100块大洋在荷兰领事馆办理了护照,随即乘船抵达印尼雅加达,这一路下来,耗时两个月,花了他200块现大洋。
那时的印尼尚处于荷兰殖民统治之下,经济、文化都较落后,但华侨不少,大部分是小工商业者,有坐庄,有行商,韩其宽和表兄是行商。他们从领东手里拿货自行出售,价格自定,盈亏自负,领东概不负责,这样比较自由,收入相对坐庄要高一些。
吃不了苦,出不了门,下南洋的华侨个个能吃苦耐劳,可毕竟是在人家的地盘上,付出的劳动和收入并不匹配。韩其宽四处漂泊,过着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1934年从雅加达转战到三宝垄,继续背着包袱四处叫卖,一天行走十三四个小时,累得精疲力竭,晚上一头扎到床上直到天亮,第二天继续重复昨天的生活,可收入十分微薄,有时甚至入不敷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生意更加难做,国货运不到印尼,他只能贩卖点日本货、欧洲货,收入仅够填饱肚子。怀着改变家人生活的梦想下南洋,本以为能多往家里寄点钱,可漂泊印尼几十年,韩其宽的收入除了维持基本生活外,积蓄无从谈起,寄给家里的更是寥寥无几。
人在异乡为异客,远离家乡和亲人,韩其宽格外想念祖国,思念亲人,尤其遇到不顺心的事,就特别想一步迈进家门。他曾四次回国,除了第一次是探望父母外,其他三次都是因为在印尼的处境不好,几乎混不下去了。可回到国内一看,情况更糟,兵荒马乱,土匪横行,民不聊生,在印尼的日子虽然苦点,但至少没有战乱,三次回家他都没有过多停留。
1939年携家眷回国时,正值抗日战争,日寇占据昌邑,他从潍县下了火车,没敢回家,在潍县城呆了两个月,托朋友把家眷安排回卜庄,他只身再赴印尼。
羁旅海外如一叶飘絮,落叶归根才是最终归宿。1953年,他回到祖国,投入母亲的怀抱,不久被调到县侨联,成了一名国家干部,之后历任全国侨联委员,山东省侨联副主席、顾问,潍坊市侨联名誉主席,昌邑县政协副主席,昌邑县侨联主席、名誉主席。
任铭东 血气方刚富家子弟 下南洋想干一番事业
1925年7月21日,昌邑县卜庄乡南任家村九名青年在烟台港登上了去往英国的“顺天号”轮船,其中有任铭东(1900-1988)。在“穷走南”的下南洋人群中,任铭东是个例外,因为他家有10口人,60多亩地,日子比较富裕,并不是为生活所迫而去下南洋的。他是创业青年,25岁,血气方刚的年龄,想干一番事业,守着几十亩地搞不出啥名堂,所以要下南洋闯荡一番,于是到柳疃领了傅庆堂二万块钱的布。
三天后,“顺天号”到达香港。任铭东一行又换乘荷兰的“芝大隆号”,在海上漂泊了九天后,到达印尼雅加达。登岸后,向当地政府交纳150盾押金,在同乡的帮助下,暂且安顿下来。
背包袱,这几乎是每一个踏上丝路的昌邑绸商的经历,任铭东亦是如此。由于资金少,他和其他人一样,身背绸包袱,沿街叫卖,终日奔波,两年合同期满后返回老家。辛苦了两年,赚的钱交给东家之后,所剩无几,根本说不上发财,任铭东不甘心,他于1928年再赴印尼。等1932年三赴印尼时,他已经成了“领队”,此行随他同去的有30多人。
前后三次赴印尼,任铭东终于有点积蓄,1933年回国后,他到烟台开了间杂货铺,主要经营台布、鞭炮等,开店跟背包袱做行商还是不一样的,因缺少管理经验,经营不善,杂货铺年终结算时竟亏损了四千块钱。后来,他二哥无故被抓,家里变卖房产赎人而破产,他无法忍受这件事,带着长子任乐元于1934年1月第四次奔赴印尼。
五年后,他终于可以有钱往家里带了。他背着辛苦攒下的二万四千块钱回家,本想探亲后再回印尼,但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全面抗战时期,下南洋的路被阻断。南洋去不成,他用带回来的钱在上海东长治路801号开了家“大东”糖果店,一住就是十年。
战乱年代,人们渴望能过安稳的日子,经历过与日寇的斗争,任铭东的心渐渐向共产党靠拢,解放战争时期开始帮助地下党员。1946年,任乐元来到上海,与昌邑同乡、中共地下党卢志英合开了一间面包铺,卢志英经常在这里用电台发送情报,任铭东全家给予掩护和帮助。1948年12月27日,卢志英被害,任铭东父子受牵连被捕入狱,面包铺被没收。三个月后,因查无实据加上亲戚朋友保举,父子二被赎出来。
经过此次打击,任铭东决定再次出国,他先把任乐元送去印尼,把店铺料理好,于1949年农历四月乘上前往印尼的轮船,船尚未到香港,广播中传来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上海解放了!这一天是1949年5月27日。
新中国成立后,华侨们在印尼雅加达成立山东公会,任铭东连续两届任会长、副会长,1960年回国后,在广西柳州华侨农场工作,1975年退休回到昌邑。
海外经营
绸商勇敢无畏耐力超强 坐庄开店开始使用商标
昌邑绸商下南洋起始于昌邑县双台乡的杨岱山、杨嵩山等人,开拓者是杨茂春等人,在他们带动下,形成了下南洋的第一次高潮。第二代下南洋者与前辈闯南洋都是迫于生活压力,出门寻活路,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躲避战乱。数据显示,截至1936年,下南洋卖绸的昌邑侨商不下万人。1937年至1940年,为躲避战乱,昌邑人下南洋再次形成短期高潮,每年出洋约200余人。
落后就要挨打,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绸商们在外的日子并不好过,早出晚归,经济拮据还要忍受一些欺辱,但他们凭着一股无畏的精神,坚忍的耐力,在外站稳脚跟。除行商诸如张锡恩、韩其宽等人外,还有部分坐庄开店,杨茂春在印尼的“源兴泰”绸布庄,是昌邑绸商在南洋最早的商号。为了保证货源,他在柳疃投资了“源兴恒”绸栈,在广东汕头开办了“源兴泰”分号。
总公司位于上海的侨成公司,产品直接面向外国丝绸消费者。虽然无法查证这家公司的主人是否昌邑人,但通过其印制的英文宣传材料了解到,其工厂设在昌邑和宁海(今牟平),所售茧绸由自己的工厂生产,在山东昌邑、宁海和河南通过熟练的和有经验的工人指导,完全手工制作,具有统一质量标准。在合理的时间内,还可以调整生产满足买方需求,完成不同尺寸的订单。
民国时期,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兴起,早期商标的使用为商户赢得了信誉。商标作用日益明显,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昌邑绸商已经开始通过借助商标推广品牌,生意做到国外,也注重商标使用。潍坊收藏家聂传声收藏了一枚“鸣脚缎”注册商标上,河边两名女子,一人打鼓,一人吹号,远处是楼房。从女子的装束看应为印度或印尼等南洋人,上面的英文显示卡曼公司,楼房也不是当时的昌邑建筑风格,商标背面盖有“柳疃百多绸庄”的蓝色印章,由此推断这枚商标与昌邑柳疃有关。
心系祖国
捐资教育发展家乡
新中国成立后,部分华侨选择回国,所有人都明白,强大的祖国是他们坚强的后盾。昌邑籍华侨们身在海外,心系祖国,通过侨团呼吁募捐,带领众多侨胞支援祖国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支援家乡经济建设、兴办公益事业。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1956年,昌邑、平度的旅外侨胞倡导兴办山东省华侨中学,韩其宽参与筹建工作,并任第二届董事会顾问；任铭东积极参与组织筹划,带头捐资,奔走发动；张锡恩虽然经济条件尚不宽裕,依然热情捐款1万元……昌邑籍249名爱国华侨捐资华侨中学。
张锡恩称:“唯有助人尚学是我一生的夙愿,也是我晚年的快慰。”同时题诗:久怀育才志,求贤思故土,倾囊称一快,愿做将伯呼。多年来他把长期辛勤经营积蓄下的部分资金慷慨捐赠于教育事业。特别是1985年,他捐资10万元,设立“鸿启奖学金”基金委员会,并任名誉主任委员,每年用基金利息,奖励潍坊市和昌邑市高考中名列前茅、品学兼优的学生。
上世纪五十年代,侨胞们相继捐资兴建昌邑华侨接待楼、华侨种畜场。1980年以来,侨胞、侨眷集资兴办华侨绣服厂、华侨旅游服务公司、侨乡小学,并多次向家乡捐赠车款物和农业机械等。在增进中外交往方面,侨胞起到了桥梁作用,促成部分外国使团,国际友人来昌参观、访问,进行商务活动。昌邑出国考察、交流、招商引资等外事活动,多由侨胞协助进行。
海外侨团成友好使者
海外侨胞,远离祖国,生活环境极为艰难,“结社”成为他们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他们在海外先后成立了各种爱国侨团,部分担任侨领,如印尼首都雅加达的“山东公会”、印度孟买的“山东同乡会”、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的“山东华侨公会”等,会长多为昌邑人。
华人社团是侨胞自发组织起来的互助性民间团体,是海外华人社会的重要支撑力量。从性质和类型上,可分为地缘组成(如公会、同乡会)和业缘组成(如行业协会),昌邑乃至山东旅外华侨的结社类型多为地缘型。其主要作用为,联络团结侨胞,维护华侨利益；实施爱国爱乡募捐,支援家乡建设、兴办公益事业等,在增进中外交往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起到了桥梁作用。新的发展时期,海外侨团成为“一带一路”架构下,实现“利益共同体”的友好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