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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世纪下半叶,外国传教士在山东地区的活动日趋频繁。他们经常来往于烟台至济南再至北京的古官道上,今潍坊地区的昌邑、寒亭、奎文、潍城、昌乐、青州等地都是其必经之地。他们认识到潍县地区“乃是山东全省之中心辐辏,所至四通八达”。本文主要梳理了美国传教士郭显德、狄考文和英国传教士威廉臣的夫人伊莎贝拉的传记、回忆录等资料,呈现这些异域人士眼中的潍坊印象。

  乘坐交通工具軕子 狄考文信中谈感受

  明清时代,登州、莱州、潍县、昌乐、青州一线的古官道,是连通胶东沿海地区至省城济南再至京城北京的主要通行道路。这条古官道,最远可追溯至秦王统一六国之后所建的“驰道”,始皇帝东往蓬莱求仙即行经于此道。至民国十一年(1922年),国民政府组织以工代赈修筑的“烟潍公路”(即今206国道的前身)的走向,也基本沿袭了青莱古道潍县以东段的走向。清末,居于烟台一带的传教士们要赴省进京,这条官道自是必然之选——胶济铁路要在1904年才能建成通车,汽车运输也要在更晚的民国时代才在烟潍公路上发展起来。他们自胶东出发往西行进,长途旅行所依赖的主要是畜力,乘坐軕子、驴骡、大车,或者徒步,交通工具并没有太多的选择。

  軕子,又称骡轿,是一种今天看起来很奇怪的工具。胶东地区多山地丘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盛行过这种被称为“軕子”的交通工具。軕子通常由两匹骡子一前一后驮着行走,也有人依据这种轿上盖有草席,唤它叫“苫子”。在路途遥远、路况不佳的情况下,乘坐軕子比木轮大车相对要稳当、舒服。自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后,随着公路运输的兴起,軕子才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清同治五年(1866年)的4月4日,美国传教士郭显德自烟台启程,到黄县与另一位传教士狄考文会合,而后共同西行。他们的随行人员骑着骡子,而他们则分别乘一架軕子。狄考文在一封写给主日学校的信中,对乘坐軕子的感受做了详细的描述。

  “在軕子中的运动是各种各样和稀奇古怪的。有时两头骡子的步调是一致的,而有时则不然。你感觉一会儿像是摇晃胡椒瓶似的上下运动,一会儿又像是晃动筛子似的水平摇摆,接着像是在摇篮中来回滚动,然后又是几种运动的混合形式,就这样交替往复,无休无止。我常常想,要是有人关节僵硬的话,那么軕子是将其晃动松弛的一个好东西。你得完全听任这两头骡子的摆布。假如你是坐着的,心里会想躺下可能舒服一些,那么当你躺下时,你又会觉得还是坐起来更好一点儿。除了下来步行,否则是无法摆脱这种持续不断的颠簸之苦的。”

  威廉臣夫人详细记录軕子样式及用法

  15年之后的清光绪七年(1881年)4月,英国传教士威廉臣及其夫人伊莎贝拉也是从烟台出发西行传教,他们乘坐的也是軕子。在自己的书中,威廉臣夫人详细描述了这种古老交通工具的样式和用法。

  “我们乘坐的交通工具,在当地称之为軕子,每一辆軕子都需要两头骡子来承载。这种軕子的结构很简单,并且非常轻巧。首先是在平地上将三个马鞍形的木架子摆放好,三个木架子之间相距3英尺;之后两根各长18英尺的长竹竿从两边将这三个木架子固定好。在这两根竹竿将这三个木架子牢固地固定好之后,再用三根细且坚固的竹条呈拱形地搭在两根竹竿上,然后将竹帘铺在三根细竹条上,用藤条将竹帘和竹条固定牢固。在两根竹竿的两端大概两英尺的地方,用一块没有经过鞣制的结实的动物皮革将两根竹竿连起来。承载軕子的前后两头骡子背上,都各自已经架好了一副木质的鞍具,在每副鞍具的中间部位,固定有一个坚固的铁质的螺钉,而在分别联结两根竹竿两端的皮革的中间位置,也早就预留好了一个洞,只需要将这两块皮革中间的洞,分别套进前后两匹骡子背上的鞍具的螺钉里,軕子就算安装完成了。在軕子和骡子的连接处,没有绳子或其他任何的固定方式。这样你就能明白,軕子要保持平衡,完全依仗于乘坐者来掌握高超的平衡技术。当然骡夫的小心驱使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好的骡夫需要一直用手把着軕子的竹竿,以防止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发生倾覆。”

  对于这种交通工具的乘坐体验,这位威廉臣夫人并不以为佳。出发不久,走到了一段上坡路,因为两头骡子的步伐没保持一致,她所乘坐的軕子“就像是一个摇篮,不停地左右摇晃”,“好像又坐在了跷跷板上,开始上下颠簸、前仰后合起来。”

  “经历过海上航行的人都知道,晕船无疑是一件让人非常痛苦的事情,但如果和晕軕子相比,那绝对是小巫见大巫。但是好在这种晕軕子的痛苦,在一天之后,慢慢就得到了缓解,对我来说,甚至还有一点喜欢那种感觉。因为軕子里只能坐一个人,也就无法和旅伴进行交流,免不了感到寂寞无聊,但这还不是它最糟糕的方面。因为軕子始终都处于各种方向的晃动状态,没有几个人能做到躺在軕子里的时候还能阅读书籍,除非纸上的字印刷成特大号的。可能也只有个别版本的中文书籍,恰好具有这一特点,能满足在軕子中阅读的要求。尽管軕子有这么多的缺点,但我们还是不忍心将其认定为是在中国最差劲的一种旅行工具。”

  郭显德骑驴摔下 一路上受驴之气

  无独有偶,另一位西方女性对于乘坐軕子的感受亦十分糟糕。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美国传教士贺乐德在回忆录《New thrills in old china》中提及她从青岛乘坐軕子到潍县,大约花费了6天的时间。与威廉臣夫人的描述相比较,贺乐德对軕子的描述更为简单:“这是一种用绳索和杆子组合而成的交通工具,顶部搭着一个草席搭成的拱形罩顶。乘坐骡轿时,你得先把被褥铺盖和行李放进去,然后再自己进入棚子,由赶脚的中国人抬起轿厢的两根杆子,之后固定在一前一后两头骡子的背上。”对于乘坐这种古老的交通工具的感受,贺乐德不无调侃的对她的读者说道:“如果你想知道牛奶被搅拌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只需要乘坐骡轿(或者叫軕子)走上一趟潍县就知道了。”

  显然,对于这些在自己的国家享受过工业文明的西方人来说,这种原始的畜力交通工具的乘坐体验,确实算不得美好。

  軕子盛行于胶东地区,自烟台西行过了黄县的黄山馆(今龙口市黄山馆镇),就再难有軕子可雇了。郭显德和狄考文两位传教士要继续西行,因雇不到“长脚”的軕子,不得不换乘“短脚”,租了两头驴子骑行。谁知所雇的驴子过于羸弱无力,动不动就要“掉蛋”,趴卧在地上不肯前行。苦中作乐的郭显德在日记中写道,自己本来是以慈悲为本,不肯鞭打毛驴,但有一次“至交界石,余方一挥手,欲指已到边界,驴子以为鞭至矣,乃惊而逸,将余跌于驴下。同人下驴扶起,幸未跌坏。又为之捉回驴子。一路之上,踉踉跄跄,被驴子闹得一塌糊涂。余乃定意,以后自己备马,再不受驴子之气。”因为驴子误会了自己的手势被摔下毛驴,郭显德牧师显然无可奈何,只得暗下决心,不再骑驴。但决心归决心,驴子还得继续骑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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