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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关押的侨民天天报数点名。

    被囚禁的盟国侨民食不果腹,衣衫褴褛,由于营养不良体重下降严重。他们没有名字,只有编号,每天点名报数。除了80岁以上的老人,侨民必须参加劳动,连孩子也要干活,若不服从,便会受到打骂。 

  粮食实行定量配给 多数已经发霉腐烂 

  夏宝枢英语好,接待过不少被关押的亲历者及他们的后代,通过他们,了解了很多侨民在集中营时期的生活。 

  囚禁的盟国侨民之前散居在中国各地,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到了集中营后,一切都变了。这里的粮食供应实行定量配给制,其中多为高粱、玉米等杂粮。随着日军不断扩大侵略战争,资源消耗殆尽,集中营内侨民吃的高粱和玉米多已发霉,土豆腐烂变质,肉上则满是蝇蛆。由于营养不良,侨民体重下降,憔悴消瘦。80多岁的戴存仁牧师体重降到不足80斤。除了食不果腹,侨民们大都衣衫褴褛,很多孩子因为无鞋可穿,天暖和的时候常常光着脚。与食物和生活用品短缺相比,精神的折磨与虐待同样令人无法面对。 

  被关押者中,有年近90岁的老人,还有8岁的儿童,这其中就包括长大后成为作家的美国人戴爱美。她后来专门写过潍县集中营的回忆文章,在集中营中与她年龄相仿的儿童有100多名。 

  鲍尔是从上海龙华集中营“转移”到潍县的。当他与同来的侨民站成一队,走过门楼,进入集中营时,“我的心一下子跳到了嗓子眼儿,一群囚犯中头一排站着的正是我太太。我看着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披着一件破旧的工作服,深褐色的头发中已经有了一缕灰白,梳成了一个发髻。她的颧骨外凸。”在这里,鲍尔意外地见到了母亲、太太和同母异父的妹妹,“她们住在一间十英尺见方的矮房子里,里面弥漫着一股呛人的烧木柴的烟味儿”。 

  同时到达的英国人乔伊回忆,“日本人把这里糟蹋得一团糟,他们拿走了医院里几乎所有的东西,拿不走的就毁于一旦,所以当我们到的时候,这里几乎无法让人居住。” 

  被关押的外国侨民,有子女的全家挤住在一小间原来的学生宿舍里,人口少的两家合住一间,中间只能挂一条床单隔开。屋里没有床和家具,侨民都睡在木地板上,原来装衣物的大箱子当桌子,小箱当凳子。夜间小便、打鼾,甚至打饱嗝的声音都清晰可闻,乐道院成为继波兰奥斯维辛之后又一座人间地狱。 

  每天报数点名训话 按照特长参与劳动 

  自1942年3月到1945年8月,先后有英、美、法、新西兰等20个国家的侨民被关进乐道院集中营。他们被日军分成6个队,大人和孩子混合编队,每人一个编号,印在臂章上,国别仅用英文字母表示,跟监狱里的囚犯一样。不管老人儿童,一律都要学会用日语“日奇、泥、散、西……”报数。 

  清晨钟声敲过,全体侨民不管男女老幼都得到操场集合点名,各自报上自己的牌号。如果报数不对或声音太低,就会遭到如狼似虎的日本看守呵斥。值日的日军士兵校对名簿,6队人数相加总数无误,训完话才能散去。 

  早饭后,除了80岁以上的老人外,其余侨民必须参加劳动。按各自的专长,分别充当面包师、厨师、鞋匠、洗衣工、锅炉工、修理工、医护等,其余没专长的无论男女老少都得轮流帮厨、做煤球或种菜、运煤、拾柴、刨地、清除粪便垃圾等。几百名中小学生上课前后也得干活。若不服从,日伪军就用脚踢,打耳光,用枪托捅他们的后腰。 

  高墙上铁丝网围困,房舍内破烂不堪,院内没有自来水,厕所粪坑敞露、全院只有两间房屋可淋浴,环境被破坏得比监狱还差。 

  不只是环境恶劣,日军对他们封锁一切消息,他们如同被关进了铁笼子,成了聋子、瞎子,其精神所面对的折磨与虐待令他们无法忍受。 

  吃惯了面包的小侨民乔伊丝咽不下高粱米,她母亲只好劝她:“不断咀嚼,直到你可以咽下去。否则,你会饿死的。” 

  戴爱美被关进集中营时只有8岁,她后来出书回忆:“初期,早餐的主食一律是高粱和绿豆煮的一碗粥,午饭是一些炖和煮的食物,炖煮千篇一律,晚饭将午间的剩饭加在一起再炖煮。” 

  集中营里有一匹马摔死了,直到这匹马腐烂之后,日本看守才允许侨民吃。侨民们抱怨吃腐烂了的土豆会生病甚至中毒,日本看守威吓道:“在吃完这些土豆之前,你们不会得到任何食物。” 

  在集中营不仅缺吃少穿,药品更是奇缺。尽管侨民中不乏医术精湛的医生,但生病的侨民却因无药物治疗而失去生命。被关押在这里的侨民们肉体和精神遭受双重折磨,在近三年半时间,有40名侨民死在这里。 

  成立临时乐队 侨民苦中作乐 

  日军的严加看管,生活条件的恶劣,秩序的混乱与无序,促使集中营关押侨民组织起来,组成了“自治管理委员会”。对乐道院以及潍县和山东情况十分熟悉的齐鲁大学教务长德卫斯,被推举为自治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另一名负责人是曾任蒋介石顾问的基格神父,中文名为雷振远。他们除了负责管理集中营侨民的各项事务,还负责与日本当局进行协调、谈判和抗争。 

  在他们的努力下,侨民可以公开自行组织开展各种学习、工作和文体活动。 

  在押往集中营时,一些颇具才能的音乐家,想尽各种方法把乐器带在身上,以基督教救世军的十五人铜管乐队为主,加上业余的大、小提琴手,取名“救世军乐队”的临时乐队成立了。救世军乐队给单调枯燥的营内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 

  集中营内另有一支歌咏队,经常演唱民谣、小曲、情歌乃至古典派作曲。受到侨民欢迎的还有一个话剧社。话剧社由一批经验丰富的老手组成,他们经常演出的剧目是萧伯纳的《安德克雷斯与狮子》。没有道具,他们因陋就简,把红十字会所赠罐头的空盒子收集起来,为剧中的罗马士兵做甲胄。话剧社和救世军乐队、歌咏队的演出,自行组织的舞会,庆祝圣诞节和复活节的活动,让侨民暂时忘却了身边的烦恼。 

  “要保持态度,成熟文雅的样子,都应当保持,正像白金汉宫里那两位公主一样。要坐得直,食物不可满口塞,吞咽后再说话,刀子撞盘不能出声,讲话声要低,不抱怨。”很难想象,这是在集中营中老师对学生的要求。这些孩子不断被老师教导:“虽然我们外表是囚犯,但内心里不是。” 

  老师将孩子们组织起来,有连绵不断的讲授和户外活动,使他们无暇去想那些忧虑、可怕的事。 

  于是,在孩子们眼中,战争无非是整天穿着便衣去集合上课、开会、举行节目和户外游戏等等玩意儿罢了。(潍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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