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之重器验明正身

　　毛公鼎是西周晚期的重器，是我国出土青铜器中铭文最多的稀世珍宝，在陈介祺及其后人手中收藏了半个多世纪。陈介祺是第一个对毛公鼎铭文做系统考释的人，并撰写了《毛公鼎考释》，初步确定了毛公鼎的身份和价值。　

　　花费千两俸银购鼎　回乡一直深锁密藏　

　　陈介祺后半生在金石研究方面的重大成果，首推毛公鼎释文的拓制。中国典籍素称汗牛充栋，但历经传承多有讹误，毛公鼎掩藏于地下近三千年，文字清晰，自无乖舛，明确记载西周王朝册命、《典》《诰》形式以及名物制度，故其意义被郭沫若称之为抵得上一部《尚书》，所以被奉之为国之重宝、世上瑞器。　

　　清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深埋地下数千年的毛公鼎在陕西岐山县董家村被挖掘出来，后辗转落入古董商苏亿年之手。咸丰二年（１８５２），陈介祺以三年俸银千两，从苏亿年手中购得。　

　　陈介祺辞官回到潍县后，数年居住在城郊，正是因为他将收藏的毛公鼎秘密带回了老家。　

　　陈介祺对其毕生收藏都乐于公诸于众，印成目录并昭示天下，唯独对毛公鼎深锁密藏，秘不示人。其好友吴大澂也曾询问：“闻此鼎在贵斋，如是事实，请贻我一拓本。”对于吴大澂，陈介祺所藏无不奉送，唯独对此要求缄默不言。　

　　直到陈介祺于光绪十年（１８８４）病逝，毛公鼎仍藏在陈家，至此，毛公鼎在陈介祺手上安安静静地度过了３０年。　

　　考释出毛公鼎铭文　陈介祺有开创之功　

　　回潍之前，陈介祺就克服了重重困难，将毛公鼎的铭文拓制成功。他所拓制的毛公鼎全形拓珍贵难得，这是毛公鼎铭文的最早考释。但他仍不满足，回潍后又根据金石好友徐同柏、许瀚、吴式芬三人的意见，五易其稿，做出完整的释文，从而确定了毛公鼎的价值。　

　　毛公鼎全形拓的问世，让世人第一次直观地见到了毛公鼎铭文，对于研究西周晚期政治历史有重要价值，这是陈介祺作出的重大贡献。现在看来，他的释文已经把铭文中的大多数字释出，这是毛公鼎的第一篇释文，陈介祺有开创之功。陈介祺对毛公鼎及其铭文进行了深入研究，撰写了《毛公鼎考释》，初步确定了毛公鼎的身份和价值。举世闻名的毛公鼎，正是在陈介祺的手上被首先“验明正身”，一举成为中国古文物重器之一。　

　　鼎从夏代就有，是国家兴旺、礼乐制度的象征。商朝早期，人们开始在青铜器上铸造铭文，至商晚期也仅有简单几十字来记录。毛公鼎通高５３．８厘米，腹深２７．２厘米，口径４７．９厘米，重３４．７公斤。敞口，双立耳，三蹄足。口沿上有厚实高大的双耳，颈部的两道凸弦纹之间饰以精美的重环纹。腹如半球形。足呈马蹄形，造型浑厚朴实。内壁铸铭文３２行，４９７字，是我国现存青铜器中最长的铭文。其内容叙事完整，记载详实，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不仅如此，这些书法极其饱满庄重，充满了无与伦比的古典美，以至于出土以来，清末书法家们无不为之倾倒。清末大书法家李瑞清曾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因此，毛公鼎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和文物价值。　

　　毛公鼎整个造型浑厚而凝重，饰纹也十分简洁有力、古雅朴素，标志着西周晚期的青铜器已经从浓重的神秘色彩中摆脱出来，淡化了宗教意识而增强了生活气息。毛公鼎上镌刻的整篇册命，全面反映了西周晚期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概况，是一部反映西周晚期社会政治经济史，更是一部文化学史。　

　　重重转售险些流出国门　今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毛公鼎落到陈家以后，两江总督的端方一直惦记着。陈介祺病逝后，所藏古文物分给三个儿子，其中次子陈厚滋分得毛公鼎诸器。陈厚滋一直牢记父亲“宁失性命，不失宝鼎”的教诲，安心于读书守业的平静生活。　

　　陈介祺从京城回归故里后曾为其子孙立下三条规矩：一不许做官，二不许经商，三不许念佛信教，希望后辈能安分守己做学问。可到了陈厚滋的次子陈孝笙时，陈家平静的日子被打破了。陈孝笙在主掌家业后，不顾陈介祺生前的规诫，先后开办了一个钱庄、一个药铺。他不时向外人炫耀自己家里的收藏，泄露了自家藏有毛公鼎的秘密。宣统二年（１９１０），陈孝笙不顾家人尤其是母亲的强烈反对，以２万两白银的价格，把毛公鼎转售给了端方。　

　　自此之后，毛公鼎辗转多位藏家，还险些流出国门。端方后人将毛公鼎典押给天津俄国人开办的华俄道盛银行，期间，英国记者辛浦森出５万美金向端家购买，端家嫌出价太低，再加上有爱国人士极力呼吁保护国宝，毛公鼎辗转至当时担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大收藏家叶恭绰手中，存入大陆银行。　

　　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叶恭绰避走香港，将毛公鼎藏在上海公共租界内，嘱咐其侄叶公超有机会将鼎献给国家。期间，毛公鼎差点被日本军方夺走，所幸叶公超拼死保护，誓不承认知道宝鼎下落。叶恭绰为救侄子，制造了一只假鼎上交日军，叶公超才得以被释放。此后，叶公超密携毛公鼎逃往香港，把国宝完好无损地交于叔父叶恭绰。不久香港也被日寇侵占，叶恭绰于１９４２年１０月又逃回上海，同时托德国友人将毛公鼎带回上海。叶恭绰回沪后坚拒出任伪职，闭门谢客，不久身染重病，家庭经济发生危机，只得将毛公鼎质押于银行，后由沪上巨商陈永仁出资赎出，终于没被日寇抢掠而去。　

　　１９４６年，陈永仁将毛公鼎捐献给国民政府，隔年由上海运至南京。１９４８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大量珍贵文物运至台北，毛公鼎是其中重要器物之一。　

　　毛公鼎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潍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