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推动国民会议运动

　　1924年，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在北京成立，路友于被选为执行部候补执行委员兼任秘书。他热诚拥护新三民主义，积极推动国共合作，要接待一批批的来访者，听汇报、作指示，还要处理函电，忙得不可开交，但是他总是沉着冷静，有条不紊，成为执行部主要负责人李大钊的得力助手。

　　设国民党北京执行部

　　路友于主持日常工作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路友于担任大会秘书处秘书。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称之为新三民主义。闭会后，为加强对北方革命的领导，受孙中山委派，1924年3月，国民党中央执委设立中国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执行部设在北京东城区翠花胡同8号。李大钊、张继、于右任、丁惟汾、王法勤、于树德等为执行委员，经王乐平推荐，路友于为执行部候补委员兼任秘书，负责主持日常实际工作。根据执行部指示，还成立了北京特别市党部，也在翠花胡同8号办公。

　　此时正值国共合作，北方国共两党的工作都在李大钊领导之下，因此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和北京特别市党部，实际上是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组织。路友于热诚拥护新三民主义，积极推动国共合作。

　　经常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办公的有10余人，包括秘书、文书、联络员、勤杂人员。此时，执行部领导北方的六七个省，还有北京市的各大学和群众团体。前往联系工作的进步青年、群众团体负责人和各省的代表络绎不绝，路友于要接待一批批的来访者，听汇报、作指示，还要处理函电，忙得不可开交，但他总是沉着冷静，有条不紊，成为执行部主要负责人李大钊的得力助手。

　　1924年5月，《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订，中苏邦交也同时建立。为纪念中苏友谊，路友于按捺不住心中喜悦，为儿子改名为“强谊”，意思是加强和发展这种友谊；为女儿改名为“端谊”，意在使这种珍贵的友谊沿着一条端正的道路前进。《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签订在北京各阶层引起强烈反响，为此路友于奔走于各群众团体和报社。

　　这段时间，在李大钊的指导下，路友于为维护和发展国共合作、发展党员、培训骨干，发动北方革命做了许多工作。

　　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刘清扬曾评价路友于是国民党中不可多得的优秀人才，是当时北京特别市党部中的中坚力量，人极冷静沉着，寡言沉思，但其挺秀而生动的文笔，实能反映出被压迫大众身心的痛苦和愤怒。无论是党部或人民团体的宣言，多是出自于他的手笔，因为他的作品感人至深、动人至切，几乎每个人都会因他的鼓励而奋起。

　　协助李大钊筹备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

　　1924年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决定北上，共商国是，并发表了《北上宣言》，重申了反帝反军阀的政治立场和国民革命的目的，全国各地掀起了国民会议运动。

　　听到孙中山北上的消息，北京的群众和爱国学生兴奋异常，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充满了希望。为迎接孙中山北上，1924年冬，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和北京特别市党部积极筹备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相关工作。路友于不遗余力地投入工作中，一方面与各地代表、北京各群众团体和各大学的进步青年学生广泛接触，酝酿成立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另一方面，积极协助李大钊从各大学物色对象，作为代表派赴各省去宣传国民会议。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1925年1月4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召开成立大会，到会团体200余个，代表400余人，路友于、王尽美等10余人以山东代表身份出席，会议通过了《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宣言》。1月6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在北京虎坊桥阅微草堂旧址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大会，会议推举路友于为主席，并选举李一鸿、路友于为文书主任。2月27日，国民会议促成总会召开第一次筹备会，李一鸿、路友于、安体诚为文书。

　　1925年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总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开幕，出席代表89人，参观列席者800余人，路友于是代表之一，李大钊在会上发表了演说。

　　陪同代表会见孙中山

　　替总理写就派令证书

　　1924年12月，孙中山北上抵达天津后，路友于陪同选派好的各省宣传国民会议的学生代表会见孙中山。

　　时年23岁的李世军（甘肃人）作为当时的年轻代表，曾在文中回忆路友于带他去见孙中山的细节：

　　大清早我就跟路友于登上了南下的火车，一路上，我们尽情畅谈。友于告诉我中山先生来京，将与冯玉祥、段祺瑞共商国是，召开国民会议，这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之大计。还告诉我，总理召见必定委以重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听了友于的话，万分高兴。到了天津张园行辕，先由汪精卫、丁惟汾接待了我，交谈了几句，然后说：“中山先生了解了你的情况，很喜欢你，特意召见。”后由丁惟汾领我俩进入总理卧室，见总理精神尚好，坐在床边的圈椅上。丁惟汾向总理介绍了一下，我向总理鞠躬问好，总理微微欠身点头，问我：“你是甘肃人吗？多大年龄？”我答：“是的，23岁。”总理接着就夸我在北京干得不错，又训勉我说：“你年轻，正是干革命的时候，干革命只要有勇气就会成功。”我回答：“一定记住总理的训示。”他又说：“甘肃这地方很重要，不仅是中国地理中心，也是将来的建设中心，要多做工作。我现在派你代表我到甘肃去一趟，宣传我的《北上宣言》，劝当地军政首长，要他们响应我对时局的主张，做好召开国民会议的工作。”我当即表示：“一定努力完成总理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总理很高兴，随即转过身，从桌上拿过一叠布纹信笺，并要身边的路友于替他代笔，给我写去甘肃的派令。

　　路友于接过信笺，挥笔立就。派令是这样写的：“派李世军为临时宣传委员，前赴甘肃宣传本总理对于时局之宣言。”落款是“中国国民党总理”。写好后，路友于呈交中山先生审阅。总理阅后，亲自在落款下面签上了“孙文”二字，并嘱路友于代他盖上章。我双手接过证书，鞠躬告退。回北京后，我匆忙收拾了一下行装，找路友于辞行。他嘱咐了我一些路上注意事项和如何开展工作的话，最后说：“大胆干，有困难就来信联系。”次日，我便启程上路。到达甘肃后，我先后在平凉、天水等地召集了数次各界群众大会，宣传《北上宣言》，还在两地分别成立了国民党的基层组织。

　　路友于代孙中山为李世军所写的派令，李世军一直珍藏在身边，后将它送交中国革命博物馆，让这件革命历史文物传之千秋万代。 （潍坊晚报）